《大秦帝国》的价值观问题

来源:南方都市报   2014-11-10 00:00:00      编辑:南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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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改编自孙皓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《大秦帝国》(裂变),近期在央视播出后引起坊间热议,其中不乏好评,有人认为这部电视剧是“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历史剧作。”但也有不少观众认为,《大秦帝国》的价值观是有严重问题的,称不上好剧。

    改编自孙皓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《大秦帝国》(裂变),近期在央视播出后引起坊间热议,其中不乏好评,有人认为这部电视剧是“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历史剧作。”但也有不少观众认为,《大秦帝国》的价值观是有严重问题的,称不上好剧。

    《大秦帝国》播出后,引起了热议。有喜欢的观众将其拔高到“《大秦帝国》是一部改革与法治的壮歌”。但我认为,《大秦帝国》不算一部好剧,除了历史剧中常见的史实B U G之外,更重要的是,《大秦帝国》中所体现出的作者的价值观很成问题。

    寒冬禁止援救灾民

    《大秦帝国》的价值观,用两个词可以概括:国家主义和暴力崇拜。电视剧反复渲染的是弱小民族的强势崛起和强势生存,强调国家、君主的至高无上性。

    回顾整部电视剧,贯彻始终的是“变法”和“强秦”。剧中主角赢渠梁(秦孝公)与卫鞅在剧中被极大的美化,君臣二人“变法强秦,生死相扶”,孝公为强秦而变法,矢志不移;商鞅是坚定的变法改革者,“要将秦法融进秦人的血液里”,最终以身护法。作者赋予这两人以悲剧英雄的色彩,两人合奏出一曲“变法强秦”的悲歌。

    但是,如果我们跳脱出作者的叙事逻辑,就会看到,在剧中“强秦”被置于一个绝对的地位,为实现这一目标,任何个体的利益都需要为之牺牲;无论是情爱,尊严,还是生命。比如剧中的一个情节:秦国的黑林村,因遭天灾颗粒无收,当地郡守获知后,动用官粮救灾,以帮助村民度过荒年。卫鞅获知此事后,雷厉风行的将负责官员撤职查办,断然停止对灾民的救济,将村民赶进深山自救。因为卫鞅认为官府对民众的救济会让民众不事生产,最终导致“惰民”的蔓延。然而,作者回避了的是,在大山中自救的村民,将会怎样度过那个寒冷的冬天?在漫天风雪中,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的村民将有多少将浮尸荒野?

    在电视剧的叙事中,我们能很清楚的看到,作者对于这种冷冰冰的只知有国家,不知有个人的价值观,是抱着理解,甚至是赞赏的态度的。剧中,受灾村民在卫鞅的一番义正词严的训斥之后,“幡然悔悟”,在里长的带领下,誓言要自救过冬,“赳赳老秦,共赴国难”。但是,如果一个国家对国民的困苦,乃至生命漠不关心,即便这个国再强大,对国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?

    鼓励公斗,处死私斗

    剧中商鞅因民众私斗一次刑杀700多人的情节,更能体现《大秦帝国》作者国家主义的价值观。河西村和白里村因抢水而发生群斗,死伤上百人,触犯“不得私斗”的秦法。为立法威,商鞅亲自监斩,一次斩首参与械斗的民众700多人,举国震惊,奠定秦法的威严。村民因抢水而斗,不追根溯源解决水源问题,而只知一味刑杀;然而,作者对于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,却寻找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逻辑:“勇于私斗”则“怯于公战”,换言之,问题不在于“斗”,而在于为谁而“斗”。为个人利益“斗”,秦法就要治你,为秦国“斗”,就奖励你。也因此,电视剧的叙事最后,私斗的犯人临死前悔悟,发出“秦人莫忘,私斗罪死耻辱!公战流血不朽!”的吼声。“私斗耻辱”而“公战”则“不朽”,泾渭分明,善恶两举。在电视剧的叙事逻辑中,赤裸裸的呈现出作者漠视个体价值和人的尊严。

    与国家主义相联系的,就是暴力崇拜。《大秦帝国》作者一再强调弱小民族的强势崛起与强势生存,而作者所谓的强盛,并不包括文明上的发达,也不包括人民生活的幸福,而只是国家在政治、军事上的强势。秦国的变法,究其实质就是将全体国民锻造成一架强大的战争机器,国民能农耕,能打仗。

    在剧中,秦国崛起大出于天下,一言以蔽之,就是一部暴力史。对内严刑峻法,强调法立如山,减刑溃法、法外无恩。崇尚以暴制暴,无论是刑杀私斗村民,还是惩治扰法贵族,皆如钢刀,雷霆手段。对外,则强调大争之世,一味攻掠征伐。在作者看来,“秦帝国的时代精神是强势生存的精神”,极力张扬秦人好战的民族性格。在电视剧的叙事中,儒家“仁政”被一再予以丑化,而崇尚暴力的法家和墨家则被赋予时代英雄的色彩。对于秦国的连年征战,电视剧更是以“赳赳老秦,复我河山,血不流干,死不休战!”作为主旋律来反复歌颂。

    变法核心是“君权至上”

    最后,简单说一下“法治”。首先我们需要辨析“法制”和“法治”这两个不同的概念,简单来说,“法制”指的是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过程;“法治”则是一种“法律至上”的现代制度和现代理念。法制和法治最大的区别,并不在于法律是否拘束人民,而是在于政府权力是否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。法治的内涵,与其说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,毋宁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,是要将“权力关进笼子”。

    反观《大秦帝国》,我们可以看到,卫鞅变法的核心是加强“君权至上”和“国权至上”,谈不上一丝一毫的对君主权力的控制,是与现代法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。《大秦帝国》中的秦国变法所体现的是披着“法治”外衣的王权的强制力,说到底,恰恰是对专制的强化。因此,说《大秦帝国》“是改革与法治的壮歌”,“是依法治国理念的体现”完全是离题万里的。

    ●郑焉乾(媒体人)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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