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北京的医院

来源:南方都市报   2014-11-04 00:00:00      编辑:南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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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中国医疗的社会化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。光绪末年,出现了公立医院的雏形———官医院,只是当时并没有“公立医院”这个名称。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大概有三四个官医院,其中还有一个是回民医院。在官医院看病是不收费的,一般老百姓(包括城区和城郊的市民)就医看病都不收费,个别的如回民医院还有住院处,除伙食费要自己掏钱,诊疗费、药费、住院费都不用花钱。

    1918年正在建设中的协和医院工地。

    民国时期的北京德国医院(今北京医院)。

    清末到民国的医院

    中国医疗的社会化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。光绪末年,出现了公立医院的雏形———官医院,只是当时并没有“公立医院”这个名称。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大概有三四个官医院,其中还有一个是回民医院。在官医院看病是不收费的,一般老百姓(包括城区和城郊的市民)就医看病都不收费,个别的如回民医院还有住院处,除伙食费要自己掏钱,诊疗费、药费、住院费都不用花钱。我查过一个统计数字,光绪末年到辛亥以前,北京的这三四个官医院,每年就诊人次达到29万,北京当时城区和城郊的人口才一百多万,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了。

    进入民国以后,官医院还保留了两三年。官医院的任务除了给穷苦民众看病,另外一个就是防疫的职能。京城如果发生疫情,及早控制疫情是官医院的事情,因此官医院归警察厅管辖,当时警察厅管得宽,很多民事都归警察厅管。民国后,官医院每年的开销由政府拨给,后来由于经费的缘故,官医院改成了公立医院。改为公立医院后由免费改为收费,不过诊疗金比较便宜,一般人也都还能支付得起。这种公立医院一般是简单的现代医学诊治(西医),中医仍是个人开业。民国后又增加了几所公立医院,但是由于公立医院是公益性的事业,资金不足,医务人员待遇不高,这也使得没有好的医护人员进入,所以从公立医院整体来说,医疗水平、医疗器械、设备都比较简陋。

    除了公立医院外,比较突出还有教会医院。清代末年已经有教会医院,典型的比如今天北京安定门内交道口北的第六医院,我小时候经常到那边玩儿,因此比较熟悉。这个医院的前身是1885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妇婴医院,长老会还在附近办了一所男子医院,1912年这两所医院合并,开始定名为“道济医院”,1952年改为第六医院。道济医院当时在教会医院中已经是很大的医院了,分科较细,科目也多,病床已有120多张,盖了洋楼,还有医护人员宿舍,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大的规模。

    其实外国人开的医院并不都是教会医院,这一点人们常常误会。有的医院对社会也都开放,比如说崇文门内的同仁医院,创办者具体的名字没人知道,只知道被人们称为“蓝大夫”,擅长眼科,所以同仁医院早期最擅长的是眼科和耳鼻喉科,并不是综合性的医院,到后来才发展为综合性医院,同仁医院就是外国人开的医院,但不是教会医院。

    再有就是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,开始是为在京的使馆人员服务的。德国医院就是今天北京医院的前身,所在地址也是今天的北京医院。法国医院在1949年以后没有了,当时是为法国人服务的,后来这两家医院也接受中国人就医,但由于诊金费用昂贵,因此,基本上没有普通民众去看病。但在北京的上层社会,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可以说在民国一代最为著名,不但可以占据病房小病大养,甚至还成为避难的所在。

    中西医之争

    除了公立、私立和教会医院之外,最多的就是私人诊所。私人诊所包括传统的中医,也有西医。我们过去称西医和中医,今天我们把西医称为现代医学,中医称为传统医学。民国后突出的是中西医之争。拿公立医院来说,最早是以中医为主,西医为辅,包括引入了X光的检查手段。后来,西医的力量逐渐加大,中医影响力渐渐削弱。私人开业的医生也由原来的以中医居多,变成西医居上。人们开始认为西医更科学、更现代,而中医则相对落伍。

    大概是1912年的时候,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取缔中医的主张,遭到很多人反对,最后没有推行。1929年,全国统一,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是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,他颁布政令明文取消中医。引起轩然大波,全国各地的中医派出代表团到南京请愿。北京的请愿代表领袖是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,由孔伯华率团到南京请愿。后来京沪两地的中医联手,在京沪多次联合行动,上海的中医界代表就有后来写过《银元时代》的陈存仁。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,最后的结果是中医以胜利告终,汪精卫不得不废除了这个政令,中西医可以并行。同时严格了中医的考试制度。

    还有一个论争就是西医内部之争,这个争端不亚于中西医之争。民国初年在西医界已经开始了德日派和英美派之争。这个争执不仅在医务界,也波及到患者之中。于此我可以说是感同身受,包括我家人的观点也有德日派和英美派的分歧。所谓的德日派,是清末到日本学习西医的留学生,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是传统的和医(日本医学),明治维新之后到德国学习西医,所以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是学习日本人从德国引进的现代医学。也就是说,中国留日的学生多是在日本学习的现代医学,很少有真正留德学医的,因此可以说是舶来的“二手西医”,这一派被称为“德日派”。英美派认为德日派学习的是日本人学德国人的余唾,不够先进,但是德日派在民国初期影响是非常大的,那时候德日派是主流,英美派很少。民国初期的大官僚和实业家家里请的基本上都是德日派大夫。具体到我家,我祖父在东北黑龙江住过一段时间,给我父亲接生的就是日本医生,据说是两口子,姓伊藤,专门以产科为业。早期来我们家看病的也都是德日派医生。德日派医生和英美派医生的举止、做派都不一样。

    英美派医生基本上分两类,一类是直接去英美学习医学的留学生;还有一类是协和医学院、燕京医学院的毕业生,学习的是英美派的医学;也有的是在这些学校毕业以后再到英美去深造。也有少数留法或其他国家的医生,比如著名的内分泌专家邝安堃,就是留学法国的。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发生的英美派与德日派的两派之争,不亚于中西医之争,这就牵扯到二十年代以后出现了“在朝”和“在野”的状况。西医的“在朝”与“在野”是我个人的观点,当然没有这样的称呼。意思是说,在二十年代以后,能够进入公立医院、外国医院或者大医院的主流西医基本都是英美派,而私人开业的西医基本上都是德日派。

    鲁迅和周作人在早期绝对是德日派的拥趸,他们在北京常去看病的一家医院叫山本医院,兄弟俩都很相信这家山本医院,直到这家医院把周作人的女儿误诊致死。周作人打算上告山本医院,但鲁迅却持反对的态度,这也是兄弟俩失和的原因之一。《鲁迅日记》里能屡见鲁迅到山本医院看病、检查、拿药,甚至1926年还有住入山本医院的记录。山本医院在什么地方呢,就在西单以北的第二条胡同内。

    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都是信服外国医院的。鲁迅在1926年“三一八”之后开始避难,3月到5月有两个月时间住在医院,先是在山本医院暂短住了几天,后来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都住了。那时候一些下野的政客、军阀也都会在这两所医院住院。当时这两家医院都有八九十张病床,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我母亲还常常住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,小病大养,检查、治疗、疗养兼而有之。其中法国医院的西餐非常好,是出了名的。

    协和医院

    实际上,英美派西医真正在北京占绝对地位的是协和医院。协和应该说是先有学校而后有医院,最早是协和医学堂,后来改为协和医学院。协和医院在民国时期属于外国私立医院。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,后来成为一体。协和医学院的教授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外国人,是中国所有高校中外国教师最多的,协和医院的大夫也有外国人,但不是太多。

    1917年,美国洛克菲勒集团仿照美国霍普金斯医院,开始筹建协和医院,1921年正式接诊。当时还有其他美国人开的小型医院,比如通县的潞河医院,潞河医院是很大的教会医院,通县当时教会非常发达,是北京当时唯一的一个卫星城,那里有教会医院,还有教会中学,比如潞河中学,刘绍棠就是那所中学毕业的。

    筹建协和医院的时候买下了当时的清豫王府,有一张照片是1918年协和医院的工地刚开工,还有残存的大殿。三四年时间,建成了既有西式装修,又有中式琉璃瓦大屋顶的协和医院大楼。1921年协和医院开业,当时北京较大的道济医院有120张病床,已经相当不错,但协和一开办就是250张床,内外妇儿各科非常齐备,是一家综合性医院。设施一流,检查手段、化验手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,而且有一流的好医生。协和建成之后就成了北京最重要的医院,很多病人被其他医院误诊之后都会送到协和医院来。最典型就是梁启超,他在德国医院误诊后送到协和医院,详细检查后,发现是肾癌,最后死在了协和。可以说,协和医院留下了中国现当代史上无数名人的足迹。

    协和的其他长处不说,就说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,也是世界一流的。协和医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从建院以来所有的病历到今天都保存着。我出生在协和医院,林巧稚医生接生,我出生的小脚丫印子在我的病历里面现在还保留着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协和医院曾经抽样1947、1948在协和出生的人进行体检,给了我从民国37年我出生到后来的完整病历。我出生后一个月,协和医院寄来的卡介苗预防接种通知,我现在都保留着实物。

    我母亲生我前后曾经几次住在协和医院,其中一次是1949年1月中旬,母亲生我之后仍住在协和治疗。正好赶上了军统特务刺杀何思源,何思源主张和共产党和平谈判,他们家当时住王府井的锡拉胡同,军统扔炸弹把他的一个女儿——— 也就是何鲁丽的妹妹何鲁美——— 炸死了。她们的母亲是法国人,也受了伤,我母亲当时已经从产科病房转出,还住在妇科单间病房,为了防止特务再度迫害,院方就和我母亲商量,看她能不能在我母亲病房躲一躲,我母亲当时同意了。于是何鲁丽的母亲就在我母亲的病房住了一夜。

    老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素养绝对是一流的。“文革”后期我得了哮喘,多次到协和医院急诊观察室输液,我躺在那儿输液,没事就看他们工作,一晚上能来一二十个危重病人,外科的、内科的、心脑血管的、心脏骤停的,两三个值班医生有条不紊,七八个护士操作麻利,让人叹为观止。当时医护人员的素质和水平让人敬佩,协和之所以成为全国最让人信赖的医院绝对不是虚名。

    肺结核与盘尼西林

    过去西医看病流程和今天差不多。自从有了官医院后就有了挂号制度,去官医院看病要先挂号,然后按顺序就诊。官医院开药绝对没有贵重药,但一年下来几个官医院开支也得几千两银子。过去挂号费很低廉,可能一毛钱。但是检查费就贵了,那时的检查手段顶多有X光、验血常规、大小便常规。

    那时候医院确实是比较简单,基本上就是看病、吃药、打针。中医私人诊所看病不需要挂号,就是诊金。西医私人诊所看病一般没有药房,但医生会自备一些常用药,那些药名一般不会让患者知道,价格总会比公立医院要贵得多。除了中医医院有药房,其他开业的中医是没有自备药房的。四大名医一般都没有自己的药房,要到指定的药铺去抓药。

    实际上中国用西药时间已经很久了,西药进入中国应该是自明末开始,传教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有清一代,也都是用到西药的,康熙平定准葛尔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金鸡纳霜治疗军中疾疫。

    有些病在过去是要命的病,比如肺结核,就像今天的癌症似的。肺结核那时候检查手段很简单,查血沉——— 现在都没这项了,还有查痰——— 有没有结核菌,再一个是查X光胸部透视,那时一般X光结果不出片子,出片子就了不起了。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都是给你照透视,写上肺里未见异常就完了,至于出片子就算是很深入的检查了,现在出张片子至多一刻钟,那时候得第二天才能出。出了片子如果照出肺里有阴影,边缘清晰或是有空洞,那就意味着治不了了,所以当时肺结核是很可怕的。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发明了链霉素和雷米封,实际上给了肺结核病人最大的福音,结核不再是可怕的病了。自从用了青霉素盘尼西林之后,很多感染性的疾病得到了控制,所以二战时期的盘尼西林几乎和黄金等价,也出现了很多药品走私生意。

    口述:赵珩 采写:李昶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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