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羽戈:“改造国民性”可休矣

来源:共识网   2014-08-04 09:14:51   作者:羽戈   编辑:卢静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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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“国民性”一说,近来常常见人提及;改造国民性的呼声,沉寂久矣,而今仿佛有死灰复燃的迹象。国民性即一国民众的共同性格,包括心理、思维、价值观等。

  “国民性”一说,近来常常见人提及;改造国民性的呼声,沉寂久矣,而今仿佛有死灰复燃的迹象。这背后的纠葛,耐人思量。

  国民性即一国民众的共同性格,包括心理、思维、价值观、精神特质等。其英文为nationalcharacter,亦可译作“民族性”。这是舶来词,从欧洲传到日本,再从日本传到中国,可谓名副其实的“日货”,与“主义”、“阶级”、“公务员”、“航空母舰”等词语一样,在爱国的好汉眼里,该属抵制之列。

  在中国,国民性与改造国民性之说,似由鲁迅发扬光大。事实上,早于鲁迅之前,严复、梁启超、辜鸿铭等皆就国民性大发宏论。甚至更早,美国传教士明恩溥(阿瑟·史密斯)撰《中国人的气质》,“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”。鲁迅曾屡次推荐这本书,认为“至于攻击中国弱点,则至今为止,大概以史密斯之《中国人气质》为蓝本”,此书“虽然错误亦多”,“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”。

  就改造国民性而言,最早可上溯梁启超的“新民说”,由鲁迅“我们的第一要著,是在改变他们(即‘愚弱的国民’)的精神”为深化,至毛泽东“灵魂深处闹革命”而高潮,一脉相承,激荡百年。

  改造国民性的苦果,我们已经尝尽。杯弓蛇影,戒惧不息。以至如今一谈国民性,有人竟不禁色变。由此,就必须重审:国民性到底是什么东西,是否需要改造?若果,那应该怎么改造?

  论中国之国民性的著作,百年下来,怕有千本之多。其中明恩溥《中国人的气质》、辜鸿铭《中国人的精神》、林语堂《吾国与吾民》、柏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等都堪称名著,脍炙人口。不过最经典的论述,我以为还是出自鲁迅之口:他在日本学医,看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的画片,日本人公开处决为俄国做军事侦探的中国人,“一个绑在中间,许多站在左右,一样是强壮的体格,而显出麻木的神情”。围观斩首之盛举的看客,其心理与思维,正是中国之国民劣根性最鲜明的写照。正因此,鲁迅眼中的当务之急,即“改造他们的精神”。

  我不否认国民性理论的正当性,然而,我却不能同意,将国民性视作百病之源,譬如中国落后于列强,归因于国民性的贫弱;中国充满打砸抢,归因于国民性的野蛮;中国不能行民主,归因于国民性的自私。更有甚者,反而倒打一耙,认为以中国之国民性,以国人的素质,实在不配实行民主政治。国民性沦为罪魁祸首的同时,还生出一种决定论,即不改造国民性,中国万事俱不可为。

  改造国民性,大抵可以置入改造文化的范畴。这就必须重提著名的制度与文化之争。有人说,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,故当全力投入制度改革;有人说,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化,文化是制度的基础,国民性是制度的血液,改造后者,才是关键。两派相争,不可开交。实则,中国的制度与文化,都有问题,至于哪个更具决定性,却不必争论。你赞同制度决定论,就去改造制度,你赞同文化决定论,就去改造文化。

  林肯云:有什么样的人民,就有什么样的政府。喜谈国民性的朋友应该会认同这句话。但是反过来讲,有什么样的政府,就有什么样的人民。人民与政府,国民性与制度,互为因果,相反相成。高素质的国民自然会选择良善的制度,良善的制度,如宪政与民主,则可以反向提升国民的素质。是故,提倡改造国民性的人,万万不可与主张制度变革的人为敌,而应执子之手,与子同心戳力,齐头并进。

  话说回来,这么多年,我并不常用国民性一说,对此词一直心存犹疑。这是因为,国民性是一个无比虚幻的概念,其中充满了专断的因子,如明恩溥说中国人麻木不仁、缺乏公共精神,这能适用于多少国人呢?若有一人不是如此,那么是否证伪了国民性?如此,与其空谈国民性,不如关注每一个具体的国民。

  同时,我对改造国民性之“改造”,有些不以为然。这个词语,杀气腾腾;而国民性的内容,如心理、习俗等,决定了它的进化过程,是涵养而非剧变;是循序渐进、潜移默化,而非大刀阔斧、一蹴而就。从根本上讲,国民性根植于人性。约瑟夫·康拉德曾对乔治·威尔斯说:“我们俩的思想具有本质上的不同。你并不关心人性,但认为人性应该得到改善。我热爱人性,但知道人性不会得到改善!”——我同意康拉德的观点,人性本不可改造,只可规约。只可惜,古今中国,康拉德太少,威尔斯太多,以至改造国民性,往往沦为改造人性,其典型,便是“灵魂深处闹革命”。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,不仅未能涤荡灵魂,反倒激发了人性最幽暗、阴毒的一面——我们至今仍活在其阴影之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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